【樊樹志】“一找九宮格會議代完人”劉宗周

“一代完人”劉宗周

作者:樊樹志

來源:《書城》(2020年12月號)

 

“一代完人”四字,是乾隆天子弘歷對劉宗周的評語,很值得細細玩味。

 

乾隆時代動用舉國之力編纂《四庫全書》舞蹈場地,緣于政治緣由,禁毀了大量珍貴書籍。從現在收拾出書的“四庫禁毀書”可知,當時遭到禁毀的書籍數量驚人。劉宗周著作并未禁毀,《四庫全書》收錄了《論語學案》《人譜》《劉子遺書》與《劉蕺山集》。弘歷親自為《劉蕺山集》撰寫序文,對明清鼎革之際降服佩服變節又謬托前明遺平易近的人,投往鄙視的眼光,而對寧逝世不平的抗清志士推重備至。

 

《劉蕺山集》卷首,弘歷寫的“御題”,振振有詞地為禁毀書籍辯解:

 

夫為明臣而指斥我朝,所謂吠非其主,本無可罪。其某人品無系重輕,言事又剽竊無據,及已進本朝茍活求生,有謬托為明遺平易近,如屈年夜均之流者,毀之誠缺乏惜。

 

有了這樣的鋪墊,他話鋒一轉,鼎力贊揚黃道周與劉宗周為“一代完人”:

 

若黃道周之博物典匯交流,劉宗周之疏稿,則不成毀。蓋二人當明政不綱,權移閹宦,獨能正直無私,多所彈劾,至今想見其風節凜然,並且心殷救敗,凡有指陳,悉中時弊。假令當日能用其言,覆亡未必如彼之速。卒之致命遂志,以身殉國,允為一代完人。

 

乾隆的御用文人紀昀為《劉蕺山集》撰寫撮要,闡發“一代完人”的旨意,洋洋灑灑議論道:“東林一派始以務為名高,繼乃釀成朋黨,君子正人雜糅難分,門戶之禍延及朝廷,馴至于宗社淪亡勢猶未已。宗周雖亦周旋其間,而持躬剛正,憂國如家,不染植黨爭權之習,立朝之日雖少,所陳奏如除詔獄、汰新餉,招無罪之亡命,議附循以收全國,泮渙之人心,還內廷掃除之職,正懦帥掉律之誅,諸疏皆切中當時利害。瑜伽場地一扼于魏忠賢,再扼于溫體仁,終扼于馬士英,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陽一餓,日月爭光,在有明末葉可稱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語矣。”

 

劉宗周像

 

紀曉嵐用“一扼于魏忠賢,再扼于溫體仁,終扼于馬士英”,歸納綜合劉宗周的政治生活,最后落實于“皦皦完人”。其實,扼于奸臣是表象,最終還是扼于天子。紀師長教師只說對了一半。

 

一、“何如以全國委閹豎”

 

劉宗周,字啟東,號念臺,紹興府山陰縣人。家道貧冷,父親劉坡英年早逝,母親章氏帶著遺腹子投奔娘家,以紡紗織布守護弱息。萬歷二十九年,他得中進士,孰料母親忽然病故,丁憂還鄉守制。萬歷三十二年服除,赴京出任行人司行人。次年,因祖父劉焞年邁病危,請假還鄉送終、守制。七年后,再度出任行人司行人。

 

當時朝廷黨爭蜂起,昆黨、宣黨、浙黨之類出于小團體好處,固執于門戶偏見,不擇手腕攻擊東林書院諸正人,一時間鬧得烏煙瘴氣。萬歷四十年,東林書院的創始人顧憲成在一片誹謗聲中病逝,宵小之徒對東林書院的圍攻仍不斷息。劉宗周忍無可忍,憤然發聲,向朝廷進呈題為“修改學以激人心以培國家元氣”的奏疏。

 

他早年通過老友劉永澄、丁元薦的介紹,進進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人講習商討,對東林諸正人的品德學問非常敬佩,旗幟鮮明地表白本身不隨波逐流的立場——

 

會議室出租則說,東林書院是個人空間一個講求學問的場所:“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于其鄉,以激四方之學者也,從之游者多不乏氣節廉潔之士,而逼真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

 

再則說,東林書院倡導澄澈清明的風氣:“憲成之學不茍自恕,扶危顯微屏元黜頓,得朱子之正傳。亦喜別白正人君子,身任名教之重,挽全國于披靡一時,士年夜夫從之,不啻東漢龍門。”

 

三則說,圍攻東林的黨同伐異之風不成長:“東林之風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全國無論識與不識,無不攻東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為門戶云”,“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

 

這樣的讜言宏論觸到了當權派的關鍵,非議之聲嘩然。劉宗周執政廷無法容身,罷官而往,這一往就是十多年。張岱《石匱書后集》寫道:“先后匿跡林下者十有余年,授徒僧舍,足跡不大公庭。有造廬者拒不見,當道到門,必強再三,然后出見講座場地。”是以名重海內,可謂有掉有得。

 

 

《石匱書后集》

 

萬歷天子朱翊鈞往世,泰昌天子朱常洛即位,朝廷出現了“眾正盈朝”的局勢。劉宗周應召出山,出任禮部儀制司主事,仍然鋒芒畢露,婉言無忌。天啟元年,他敏銳地察覺到內廷的問題——太監頭子魏忠賢聯手天子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沆瀣一氣,專擅朝政,于是上了一本言共享空間辭尖講座場地銳的奏疏。

 

起首批評天子朱由校陷溺于聲色犬馬:“還宮以后頗事宴游,或優人雜劇不離擺佈,或射擊走馬,馳騁后苑,毋乃敗度敗禮之漸歟?優人雜劇之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為導欲之媒,此其迫害何啻毒藥猛獸!”

 

接著指出,這背后是魏忠賢和客氏在搞鬼,居心誘導天子癡迷聲色,不睬朝政,以便他們高低其手。所以他說,臣于是有感于太監專權之禍,起首是蠱惑天子無所不消其極:天天弄些狗馬鷹犬,搖蕩陛下之心;天天送進聲色貨利,蠱惑陛下之志。但凡可以贏得皇上歡心的手腕,無所不消其極,使皇上長短不分,視正派年夜臣如仇讎,而后得以指鹿為馬,盜陛下之威福,或許假傳圣旨,或許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國家命運一蹶不振。

 

他語重心長告誡天子:現在東東方用兵,何如以全國委閹豎!

 

在閹黨專政初露苗頭之際,就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顯示了劉宗周鋒利的目光和敏銳的嗅覺,一舉擊中關鍵。其時魏忠賢羽翼未豐腳跟未穩,頗為忌憚這位名重海內的儒臣,對其加官晉爵,各式籠絡,接連晉升他為光祿寺丞、尚寶少卿、太仆少卿。劉宗周不愿隨波逐流,請病假辭官回鄉。

 

天啟四年,朝廷升引他為通政司左通政。劉宗周鑒于正派人物已被魏忠賢斥逐殆盡,拒絕出山,在辭職奏疏中為諸正人伸張正義,抨擊腐敗的政治風氣:世道已經衰敗至極,士年夜夫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舉全國貿貿然奔忙于聲名好處之場,是以廟堂無真才,山林無姱節,陸沉之禍何所底止?

 

魏忠賢年夜怒,矯旨嚴懲,把他革職為平易近。

 

在閹黨心目中,劉宗周是所謂的“東林黨人”,為了避免他東山復興,必須永遠禁錮,列進黑名單。

 

二、“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

 

朱由檢即位后,不動聲色逐元兇處奸黨,清查閹黨逆案,先前遭到誣陷的正派人物得以平反平反。

 

崇禎元年,劉宗周應召出山,擔任順天府尹——京畿的處所長官。這片皇帝腳下之地,王公貴族、權要豪紳盤根錯節,一貫號稱難治,劉宗周向朝廷請求授予更年夜的事權、更久的任期,以便從長計小樹屋議,用鐵腕手腕撥亂歸正。成效是明顯的:“延三老、嗇夫,咨處所疾苦,發奸吏乾沒,置之法。又捕勛貴家人豪橫犯警,及舞文違禁者,按治如律。頒布文公四禮,俾鄉鄙服習。遇中貴梨園什具,責而焚之,輦轂一清。”

 

中國傳統士年夜夫以治國平全國為抱負,喜歡議論朝廷年夜政,劉宗周也不破例,目光不會局限于順天一府之地,不斷向天子進諫,坦陳政見。

 

崇禎二年六月,酷旱不雨,天子朱由檢焦慮不安,向群臣表現,本身要到文華殿齋宿,盼望鉅細臣工竭誠祈禱,然后話鋒一轉,指責鉅細臣工辦事不力,應該深入檢討。劉宗周認為問題的癥結不在臣工而在天子自己:“今陛下圣今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群臣意表,遂視全國為莫己若,而難免有自用之心。”批評天子剛愎自用,旨意出乎群臣料想,救過不及,讒諂猜疑之風隨之而起。他反問道:依仗一人之聰明,憑借一己之英斷,能管理全國嗎?陛下不近聲色,不愛宴游,勤于朝政,可是求治之心操之過急,帶來一系列問題:功利、刑名、猜疑、壅蔽。請看他的議論:

 

而至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難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疑;猜疑不已,積為壅蔽。君子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

 

是以他的意見是,“陛下亦宜分任其咎”。

 

天子認為他的議論過于迂闊,鑒于他的忠鯁,不與計較。劉宗1對1教學周再接再厲,請求天子撤消凌駕于三法司(刑部、私密空間瑜伽教室夜理寺、都察院)之上的東廠和錦衣衛,蠲免早先加派的軍餉。天子責備他“不修實政,徒事空言”。他又糾彈天子倚為股肱之臣的周延儒、溫體仁“傾側事上”——打擊排擠同寅,邀寵于皇上。

 

劉宗周意氣消沉,連上三本乞休奏疏,辭官歸鄉。出京時,隨身攜帶的行李,只要兩個竹編的箱籠。官員見了年夜為驚訝,贊嘆道:“真贓官也!”

 

對于進與退,劉宗周一貫看得很淡,回歸書生本質,與老友陶奭齡一路聚會講學,闡釋“人人可以為圣人”的修身之道。

 

崇禎八年,為了選拔年夜臣,天子命吏部推舉在籍官員作為閣臣候選人。吏部上報孫慎行、林釬、劉宗周,供天子圈點。

 

次年正月,孫慎行病逝,劉宗周與林釬進京,覲見天子。朱由檢征詢關于朝政的見解,劉宗周侃侃而談,依然堅持幾年前的觀點,批評天子求治太急,措辭比先前加倍尖銳:“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全國士太輕。”是以之故,諸臣懼罪飾非,不願盡職盡責,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克不及治兵,有兵不克不及殺賊。當務之急應當整理人心,起首必須放寬官員的責罰。事理是很顯然的,責罰苛重則吏治敗壞,吏治敗壞則平易近生困難,平易近生困難則盜賊日繁。

 

他的這一席話,實質是在譴責內閣首輔溫體仁。朱由檢是信賴溫體仁的,認為劉宗周的意見過于迂執,他已經覺察到劉宗周與溫體仁的政見不合,沒有升引劉宗周進閣,出人意料地錄用他為工部左侍郎,讓這位喜歡議論朝政的儒臣往處理煩瑣的營造事務。

 

劉宗周密了工部,眼光仍然盯著朝廷積弊不放,不斷議論時艱。他最不克不及容忍的是特務機構東廠和錦衣衛,特別是直接聽命于天子的詔獄,越過三法司盡情妄為,不經共享空間過司法法式,拘捕懲處官員。他的譴責鋒芒凌厲,用一連串排比句直擊關鍵:

 

自廠衛司機訪,而告訐之風熾; 

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掉; 

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 

自事事仰承共享空間獨裁,而諂諛之風日長; 

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眾; 

自詔旨雜治五刑,歲斷獄以數千計,而慈悲心腸意泯; 

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 

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

 

朱由檢再三閱讀這本奏疏,怒氣漸消,拿起朱筆指示:“宗周素有清名,亦多婉言,但年夜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于朝廷為名高。”

 

既然天子嘉獎他“有清名多婉言”,他索性清直究竟,再次上疏,申論三點:一是皇上終日用閣臣而缺乏,二是皇上終日用九卿而缺乏,共享空間三是皇上不得一言之效。結果是,始則皇上出言以為是,輔臣莫敢矯其非;繼而輔臣出言以為是,部院諸臣莫敢矯其非。即便間或有矯其非者,皇上也無從得知長短之實,國是終于家教不成問。

 

朱由檢不予理會,劉宗周繼續進諫,仍然不予理會。一氣之下,他索性摜紗帽——乞休。朱由檢樂得放他走,省得聽他那些順耳之言。哪里曉得辭官離京之際,他又呈進一本奏疏,措辭加倍嚴厲,矛頭直指天子寵信的內閣首輔溫體仁。

 

早在此前,他寫了一封私信,批評溫體仁:“閣下身秉國成,故有進退人才之責者也。茍全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為進退全國士,殊有不成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會議室出租廢置全國士百余人,多全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救正,時有因此下石者。”他列舉若干事例:內閣同寅王應熊遭到彈劾,不克不及正言相告,而以其家奴之故發配充軍,“近于賣友”;皇上特簡文震孟進閣輔政,未見其有可摘之過,溫體仁竟借許譽卿事務,激憤皇上,導致罷官,“近于罔上”;內閣同寅何吾騶因與文震孟同調,溫體仁誣陷其“腹誹”舞蹈教室,致使罷官,“近于誣下”;至于同寅錢士升以言獲瑜伽教室咎,則“近于陰擠”。總而言之,“自此人人樹敵,處處張弧,人之所以議閣下者日多,而閣下亦積不克不及堪,一朝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為驅除異己之地”。對于這些忠言,溫體仁置若罔聞,獨行其是。

 

劉宗周忍無可忍,在奏疏中厲1對1教學聲責問道:“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臣不克不及為首輔溫體仁解矣!”

 

無官一身輕,他終于可以向溫體仁攤牌了,文章寫得縱橫恣肆,酣暢淋漓,從“君子之禍國無已時”進手,揭穿溫體仁“巨猾似忠,年夜詐似信”的真臉孔,以及種種禍國行徑:

 

臣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情,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忙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教學。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專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全國之君子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

 

劉宗周一舉擊中關鍵——“崇禎天子遭溫了”。

 

劣跡昭彰的溫體仁獲得天子重用,輿論為之嘩然,京師平易近謠“崇禎天子遭溫了”,集中體現了輿論動向。“遭溫”之溫,與瘟疫之瘟諧音,譏諷崇禎天子受溫體仁蒙蔽而不自知。溫體仁擔任內閣首輔之后,奉行沒有魏忠賢的魏忠賢路線,以蠱惑天子、殘害忠良為能事,劉宗周較早察覺溫體仁禍國的苗頭。直到明朝滅亡以后,才有人豁然開朗。王世德《崇禎遺錄》寫道:“上初即位,事事寬年夜。自溫體仁進閣票擬,務從深入,由此遂掉人心。論者謂:亡國之禍體仁釀之,良然!”《明史》把他列進“奸人傳”,絕非偶爾。

 

由此往看劉宗周《痛切時艱疏》的結尾,就可以領略內在的分量了:“聚會場地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臣不克不及為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

 

這是迄今為止對于溫體仁最為嚴厲的批評。家教溫體仁一面為本身辯解,一面各式詆毀劉宗周。朱由檢此時正在“遭溫”,站在溫體仁一邊,痛斥劉宗周“比私亂政”,把他革職為平易近。

 

三、“朝廷待言官有體”

 

崇禎十四年,朱由檢又想起了這位廉潔之臣,升引為吏部左侍郎,旋即晉升為都察院左都御史——監察部門的首席年夜臣,企圖借助他的鐵腕作風,整頓吏治,提振士氣。

 

公然不負所看,劉宗周一上任就鼎力整頓腐敗的吏治,在《條列風紀疏》中說:“惟是官不得人,則法久而弛,令熟而玩,種種受弊之端,遂開全國犯義犯刑之習。”為此制訂了風紀條例,觸及各個方面:

 

一是建道揆——倡導書院講學,規矩士風; 

二是貞法守——案件一概由三法司專斷,不用另下錦衣衛; 

小樹屋是崇國體——杜絕官員“朝升堂而受事,夕系囹圄”的變態現象; 

四是清伏奸——慎防外奸內宄; 

五是懲官邪——官員之掉德由賄賂始,屢禁不止,必須嚴厲懲罰; 

六是飭吏治——吏治關乎國計平易近生,必須鼎力整飭。

 

這時發生了姜埰、熊開元之獄。禮科給事中姜埰彈劾內閣首輔周延儒,為了鉗制言官,居心激憤皇上,譴責言官持論太急。朱由檢看了姜埰的奏疏,怒髮衝冠,命令逮送錦衣衛詔獄嚴刑鞭撻,一時輿論嘩然。

 

行人司副行人熊開元認為周延儒難脫干系,彈劾他欺君誤國,也被關進錦衣衛詔獄懲處。

 

姜埰、熊開元之獄,激起正派官員的強烈不滿,議論蜂起,劉宗周說得尤其尖銳:

 

——而矯枉不無太過,至以衛獄(錦衣衛詔獄)處言官,自本日始,所傷國體似非細故。臣猶記枚卜會推之役,干觸圣怒,諸臣各獲咎以往。

 

——臣愿皇上姑寬此二臣,以彰圣度,蓋敕法司勘問,少存言官之體,以作將來怒蛙之氣,則圣德于此益善,而以之為匡濟時艱之本,亦有余裕矣。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天子在中左門召見群臣,討論若何抵御清軍,任用得力督撫等問題。臨近結束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徴作為六科的“科長”,責無旁貸地為同寅吏科給事中姜埰求情:“好像官姜埰冒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京城作令貧苦,居官清飭,身體羸弱多病,伏看圣恩寬宥。”

 

朱由檢拒不接收,訓斥道:“爾言官為朝廷線人,本身不正,何能君子?”

 

吳麟徴申辯道:“言官儘管言,即言之當否,與稱職不稱職,自聽朝廷處分。”他又把話題轉移到熊開元身上,說道:“頃熊開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獲咎,雖是出位妄語,第諺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輔?”

 

朱由檢反駁道:“熊開元假托機密,陰行讒譖,小加年夜,賤凌貴,漸不成長。”

 

一貫敢于犯顏直諫的劉宗周自告奮勇,請求釋放姜埰、熊開元。他說:“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乞敕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姜埰狂躁無知,不克不及無罪。但以皇上迫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年夜于圣政國體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愿皇上俯念時事艱危,擴圣度于如天,以開諸臣諍諫之路。”他越說越起勁,列舉黃道周的事例為證,說道:黃道周言語劇烈,有伴侶不克不及堪者,我皇上不單待之以不逝世,並且得以升引。為何黃道周幸而遭到破格之恩,姜熊二臣不克不及承受法外之宥?

 

對于劉宗周不可一世的責問,朱由檢顯得理屈詞窮,竭力強辯:“人臣見有無禮于君者,即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言官有體,借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溷亂紀綱的,通是不該問了?”

 

劉宗周絕不退縮:“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埰、熊開元二臣遽以言獲咎。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

 

他越說越激動,無所顧忌地反駁皇上所說“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年夜聲喊道:“廠衛不成輕信,是朝廷有私刑!”

 

聽到這般蔑視廠衛的言論,朱由檢頓時怒火年夜旺,厲聲訓斥道:“東廠、錦衣衛俱為朝廷問刑,何公何私?”

 

 

《愿學集劉蕺山集》

 

劉宗周見龍顏年夜怒,當即伏地叩頭,連聲請罪。

 

朱由檢怒氣未消,譴責道:“似爾愎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

 

刑部尚書徐石麒請求皇上寬宥劉宗周,由他來承擔罪責,不僅甘愿取代熊姜二人請罪,並且當廷主動承擔責任,使劉宗周免予處分,真恰是正人坦蕩蕩。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金光辰,冒著風險表揚本身的下屬管理都察院的出色業績,盼望皇上優容:“都察院激濁揚清,紀綱之地,自陛下召用劉宗周,宗周正己率屬,年夜著風采,諸御史凜凜飭法,都察院最為得人,看賜優容。”

 

兵部尚書張國維不顧皇上憤怒,也哀求寬恕……

 

居然沒有一名年夜臣支撐天子的決定,令朱由檢頗為尷尬,很不高興地結束了御前會議,退回勤政殿,寫了一道手諭:“宗周愎拗偏迂,著革職,刑部議處。光辰降二級調外。”命太監送到內閣,傳出執行。

 

看了皇上的手諭,吳甡與周延儒磋商,當面請求從寬發落。周延儒和吳甡等人進進勤政殿,耐煩勸導,朱由檢面色略微緩和,隨即在手諭上抹往“刑部議處”四字,以示從寬,還不忘補充一句:“故輔溫體仁曾言其愎拗偏迂,公然!”一句話泄露了天機。隔了多年,“崇禎天子遭溫了”,蕩然無存。

 

越日,六十四歲的私密空間劉宗周騎著驢子,后面跟著一名肩扛累贅的仆人,兩袖清風離京南下。堂堂都察院首席年夜臣居然這般凄涼落寞,旁人感嘆不已,他卻漠然賦詩一首:

 

看闕陳情淚滿襟,孤臣九逝世罪何如。 

止因報主憂逾切,卻愧匡時計轉疏。 

白發蕭蕭清禁外,赤忱耿耿夢魂余。 

自憐往國身如葉,畢罷朝參返故廬。

 

四、“決此一朝逝世,了我生平事”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天聚會場地子朱由檢在煤山自縊,南京當局袞袞諸公,直至四月二十五日才“北報確信”,商討善后事宜。蒲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升引劉宗周,官復原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他看到小朝廷內部的種種腐敗跡象,堅決推辭,未蒙恩準,當即前去南京就職。

 

南明小朝廷一開張,就是一派亡國之相。福王朱由崧毫無帝王的樣子,《明季甲乙匯編》說他“深拱禁中,惟漁幼女,飲燒酒,雜伶官演戲為樂”,聽憑馬士英擺布。馬士英竊取內閣首輔兼兵部尚書年夜權,升引閹黨余孽阮年夜鋮、楊維垣之流,排擠正派年夜臣,賣官鬻爵不遺余力,平易近間歌謠譏諷道: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 

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 

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 

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與馬士英個人空間沆瀣一氣的江北四鎮將領劉澤清、劉良佐、高杰、黃得功,擁兵自恣,最基礎無意于光復年夜業。小朝廷從上到下,渾渾噩噩,醉生夢逝世。正如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所說:“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陛下進國門再旬矣,情面泄沓,無異升平之時,清歌漏船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始終矣!”

 

劉宗周先后呈進《草莽孤臣上痛哭時艱疏》和《追發年夜痛疏》。有鑒于封疆年夜吏與統兵將領畏縮不前,致使淮北年夜片國土淪陷,主張發兵征討,以圖光復。他提出四點意見:

 

一是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南非偏安之地,請進而圖江北,尤其應當重視中都鳳陽,駐扎陛下親征之師,舞蹈場地以此漸恢漸進。

 

二是重藩屏以資彈壓——猶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安,捏詞家屬在外埠,倡先逃跑。于是總兵劉澤清、高杰相率捏詞家書原籍江南,尤而效之。依照軍法,臨陣脫逃者斬。

 

三是慎爵賞以肅軍情——高杰、劉澤清敗逃,不追責,反而加官晉爵。武臣既濫,文臣從之;外廷既濫,太監從之。臣恐全國因此解體。應當綜核軍功,申嚴軍法。

 

四是核舊官以立臣紀——為國本之計,貪官當逮,苛吏當誅。循良卓異之官當破格獎勵。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逝世。幸而不逝世,反膺升級,能無益增天譴?

 

顧炎武《圣安本紀》把劉宗周的主張歸納綜合為“請上親征”和“四鎮不宜封”,意思是,敦請福王朱由崧率軍出征江北,劉澤清、高杰、劉良佐、黃得功四名總兵不應加官晉爵。張岱《石匱書后集》進一個步驟點明,劉宗周年夜談“慎冊封”“核舊官”諸事,其實是在糾彈馬士英,是以,“馬士英恨宗周次骨,嗾劉澤清、高杰公疏劾宗周”。

 

 

《劉宗周選集》

 

劉澤清、高杰本來就對劉宗周指責他們逃跑耿耿于懷,經馬士英嗾使,劉、高二人當即彈劾劉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僅僅是不仁不智,簡直是心懷“逆謀”。

 

朱由崧年夜為惱怒,要他御駕親征,顯然有“謀危社稷”之嫌,迫令劉宗周致仕。于是乎,僅僅擔任四十九天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劉宗周,罷官而往。

 

正當南明君臣忙于內斗之際,清軍年夜舉南下,南京、杭州相繼淪陷,國祚年夜勢已往。弘光元年(1645)六月二十二日,門人王毓蓍投水自盡,致書老師:“門生毓蓍已得正命,偽官俱已受事,此一塊土非年夜明有矣,顧師長教師早自決。”劉宗周見信贊嘆逝世得其所,隨即寫信給女婿秦祖軾,表現以身許國之意:

 

信國不成為,偷生豈能久。 

止水與疊山,只爭逝世先后。

 

其實此前他已有殉國的意愿,在“哭殉難十公”詩中有所吐露。此中哭倪元璐詩寫道:

 

臺閣文章星斗冷,風期與俗異咸酸。 

回瀾紫海皆通漢,照乘明珠只走盤。 

擬絕韋編年待假,爭先殉節逝世逾安。 

讀書所學知何事,蒙難堅貞爾許般。

 

詩前的弁言對倪元璐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公官年夜司農(戶部尚書),知國事不成為,時懷一帨于袖中,曰:時至即行。及三月十九日之變,公即以巳刻逝世。自此遂有繼公而起者。”劉宗周本身也有繼他而往之意,故而說“讀書所學知何事,蒙難堅貞爾許般”。

 

二十五日,他外出投水自盡,被隨從救起,暫息靈峰寺。兒子劉汋拿了清朝請他出來仕進的公函,他閉目不看,開始絕食。親人問貳心境若何,他答覆:“別人生不成對怙恃老婆,吾逝世可以對六合祖宗;別人求生不得生,吾求逝世得逝世;別人終日憂疑驚恐,而吾心中恬然如是罷了。”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說,劉宗周此時早已下定求逝世得逝世之心:“宗周不食,又渴甚,飲茶一杯,精力頓生,曰:‘此后勺水不進口矣。’門人曰:‘雖圣賢處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敢看圣賢哉,求不為亂臣賊子罷交流了矣!’”

 

張岱《石匱書后集》描寫六十八歲劉宗周性命最后時刻的文字,讀來令人淚目:

 

廿九日,作絕命詞曰:“留此十日逝世,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逝世,了我生平事。大方與從容,何難復何易。”嗣后,止閉目危坐,不出一言。(閏)六月六日,命家人扶掖南向坐,有頃,遷北向。息奄奄欲絕,猶提筆書一魯字。至八日私密空間戊時乃絕。劉中丞絕食者兩旬,勺水不進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騎箕始往。嗚呼,烈矣!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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