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絡馬首,穿牛鼻”的詮釋看儒家人物之辨的多重面向
作者:葉達(浙江年夜學哲學學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 第一次包養防詐 》2023年第5期
摘要:自《莊子》提出“絡馬首,穿牛鼻”能否合適牛、馬天性問題以來,傳統儒家紛紛做出了分歧回應。程、朱認為牛之穿而耕、馬之絡而乘是“天理自合這般”,從天理本體論為“絡馬首,穿牛鼻”奠基了後天公道性基礎。湛若水認為“絡馬首,穿牛鼻”是“理感而義形”的結果,他強調的是人與牛、馬——物的來往過程中,仁性即品德意識的呈現,當此仁性之呈現即為天理即為義。王船山批評了程、朱的解釋,他認為“絡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公道性是人類賦予的,是人性自決、與物暢通的結果。人與物——牛、馬的關系很年夜水平上不再面向存有論,而是通過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不受拘束權衡的品德實踐過程中貫通彼此。儒家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分歧闡釋,配合蘊含著光輝的品德感性,提醒了儒學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尋求自我衝破的創新精力。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牛和馬常被用來耕種、代步與運輸,是兩種常見而主要的牲口。作為農耕動力的重要來源,牛、馬幫助人類減輕了勞動強度、減少了勞動時間、改良了勞動環境,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效力的象征。可以說,牛、馬為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做出了宏大貢獻,可是,牛、馬服務于人類社會并非理所當然。早在先秦時期,《莊子》便尖銳地提出了人類勞役牛、馬能否符合牛、馬天性問題,如:“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冷,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豈欲中規矩鉤繩哉?”(《馬蹄》)“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秋水》)其概況義指人類勞役牛、馬的公道性問題,引申為天人關系的公道限制問題。
《莊子》之后,傳統儒者對這一問題紛紛做出了回應,構成了分歧的解釋理路。近年來,人與天然關系等議題開始遭到人們廣泛關注與討論,學界也表現出強烈的關注興趣與熱度,不過今朝學界對人類勞役牛、馬的公道性問題尚未展開專題性、系統性研討。他們關注更多的是與之相關的人道物性問題,通過理、氣、心、性等傳統哲學焦點范疇進行探討,可是,“絡馬首,穿牛鼻”理應惹起儒學研討者充足重視,這一問題為研討人物之間的品德倫理關系供給了一個嶄新視域,更是研討傳統儒家學說的一個主要切進點。鑒于此,本文以《莊子》提出的“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為線索,通過思惟史溯源,展現傳統儒學對這一問題的學理闡釋,以更深刻懂得傳統儒家學說,希冀對當下生態文明建設有所裨益。
一、程朱理學“天理自合這般”說
先秦時期,《莊子》率先對“絡馬首”“穿牛鼻”這種“人為”活動提出強烈質疑且進行系統論述,重要集中在《馬蹄》《秋水》篇,現摘錄如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冷,龁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皂棧,馬之逝世者十二三矣……此亦治全國者之過也。(《馬蹄》)
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掉,是謂反其真。(《秋水》)
《莊子》認為“絡馬首,穿牛鼻”不合適牛、馬天性,主張人應認識并遵守牛、馬真性,牛、馬真性即“龁草飲水”“翹足而陸”“牛、馬四足”。《莊子》主張物之自治,反對人為,牛、馬應該回歸性命的天然狀態,這對歷來強調“應用厚生”的儒家而言,不啻為一種尖銳挑戰①。
《莊子》之后,漢唐儒者對這一問題做出了分歧解釋。漢代董仲舒認為人授命于天,服牛乘馬是天之所賜,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人授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家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的解釋從天道的高度保證了人類服牛乘馬的符合法規性。至唐朝,《周易正義》延續了《周易·系辭》開創的“圣人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全國治,蓋取諸乾坤……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全國,蓋取諸隨。”《周易·系辭》作者在漢唐學者看來是孔子無疑②。是以,可以說《周易正義》繼承了孔子說法,即服牛乘馬是圣人之教,是由黃帝、堯、舜開創的“以利全國”之舉,對社會具有積極感化,具有絕對的正當性。
董仲舒“授命”說與《周易正義》“圣人”說是漢唐時期儒家解釋“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經典代表,二者都強調服牛乘馬具有積極的社會功效,帶有典範的儒家經世濟平易近精力特質。漢唐以后,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做出強無力解釋的是二程與朱子,他們的闡釋奠基了理學的致思緒徑,具有主要的思惟史意義。
伊川提出了“牛之性順”說法,明道進一個步驟補充:“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成。”③這就為“絡馬首,穿牛鼻”的人類行為賦予了公道性基礎:對人而言,“絡馬首,穿牛鼻”具有公道性,這一人類行為合適現實的、生物的心理活動特徵;對物而言,“絡馬首,穿牛鼻”并沒有違背生物本身的活動特徵,是“因其性而為之”。這兩者都是從現實層面而言。與此同時,二程認為牛之性、馬之性是“天降是于下”,這意味著牛的順之性、馬的健之性來源于天,從形而上的高度夯實了“牛之性順”“馬之性健”說法的基礎:
“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者,天降是于下,萬物流形,各正生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掉,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任性也。人在六合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④
不過需求留意的是,從文字角度而言,二程沒有明文指出牛的順之性、馬的健之性來源于天,而只是主張“牛之性”“馬之性”是“天降是于下”,但結合其思惟整體面孔,牛的順之性、馬的健之性來源于天似乎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要之,二程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觀點可歸納綜合為:“絡馬首,穿牛鼻”合適牛、馬天性,是因其“順之性”“健之性”而為之。從整體上看,二程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答覆仍不完備:其一,二程并沒有系統解釋“絡馬首,穿牛鼻”問題,他們的答覆其實在強調“絡馬首,穿牛鼻”對人類而言的現實公道性,并沒有正面答覆“絡馬首,穿牛鼻”對牛、馬而言的公道性;其二,“絡馬首,穿牛鼻”的後天公道性依據仍不了了,“順”“健”能否隱躲著合目標性的人類活動,因為資料無限不得而知。
二程之后,朱子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正面回應并予以系統闡釋。起首,朱子繼承了二程的現實公道性解釋,這在他暮年成熟之作《四書章句集注》中有所反應。在《論語·公冶長》注中,朱子徵引二程觀點:“至于夫子,則如六合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圣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于馬,圣人之化,亦猶是也。”⑤這表白朱子贊同二程的說法,他同樣認為“絡馬首”雖是一種人類行為,但更主要的是“由于馬”,并沒有違背生物的天然活動特徵。
其次,與二程分歧的是,朱子加倍強調“服牛乘馬”是圣人之教。朱子強調“服牛乘馬”是圣人之教這一觀點,延續了漢唐時期的儒家傳統,不過他的解釋更帶有理學顏色。這在朱子門人葉賀孫記載中可以看到:
問:“《集注》云:‘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個只是天理,圣人順之罷了。”曰:“這只是天理自合這般。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伴侶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圣人為之,初無形跡。季路顏淵便先有本身了,方做往。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這般,好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豺狼,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蝮虺,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個則子。”⑥
這段對話出自辛亥年以后(公元1191年之后),是朱子六十二歲之后言論,代表了朱子暮年成熟思惟。朱子認為“絡馬首,穿牛鼻”是天理風行的圣人之道。朱子將“老者安之”“伴侶信之”“少者懷之”“絡馬首,穿牛鼻”“放龍蛇”“驅豺狼”“剪滅蝮虺”并舉,意在說明它們具有類似的結構與意義。“老者安之”“伴侶信之”“少者懷之”指孔子,孔子言行舉止,難道天理,難道天然。“放龍蛇,驅豺狼”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是指年夜禹“驅蛇龍而放之菹”,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年夜禹“放蛇龍”,周公“驅豺狼”,是圣人“自帶得驅除之理”,是天理風行的圣人之道。在這幾處語境中,文中所說之理均指向後天之理,其具有絕對的、客觀的、超出的特征:“其聚而生,散而逝世者,氣罷了矣。所謂精力靈魂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離合而有無也。”⑦是以,圣人行為具有絕對的、客觀的、後天的正當性。同理,“絡馬首,穿牛鼻”也具有絕對的、客觀的、後天的正當性。這般一來,朱子就為“服牛乘馬”的圣人之教傳統開拓了理學基礎,“服牛乘馬”的正當性不僅來自圣人,更來自絕對的、客觀的、超出的天理自己。
最后,在二程的基礎上,朱子通過“氣稟”說進一個步驟夯實了後天公道性基礎。朱子認為人物皆出于一原,人物稟賦配合的六合之理,可是稟氣各異,導致六合之理在氣質之中構成了分歧的分殊之理,從而導致分歧生物體現的天理之理或偏或全。門人沈僴曾記錄朱子最為主要的一段對話,朱子明確指出牛之能耕,是牛稟賦氣之偏且塞的結果,暗含“穿牛鼻”符合牛之性這一觀點。通過考證,這段對話時間在公元1198年之后,即朱子七十一歲之后:
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允端直,以其受六合之正氣,所以識事理,有知識。 免費與付費包養網站 物受六合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罷了。人則無不知,無不克不及。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⑧
朱子將“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四者對舉,意在說明人稟賦“氣之正且通者”,而物則稟賦“氣之偏且塞者”,人能展現完整的品德感性,而物僅能展現此中一面。這也同時說明了牛之能耕與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之能守御具有雷同結構與意義。烏之知孝是指烏鴉反哺現象,烏鴉在天然環境中會銜食喂養怙恃,類似于人類社會中後代贍養怙恃的行為;獺之知祭是指獺將捕獲的食品先堆砌到岸邊再食用,類似于人類社會的祭奠活動;犬具有極強的領地意識,具有積極的守衛防御感化。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之守御是生物天性,是生物在天然環境中展現出的天然行為。牛之能耕似乎頗有分歧,因為“耕”字帶有明顯的人類活動顏色。⑨朱子將烏、獺、犬、牛四者進行并舉,很顯然想借助配合的結構來闡釋牛之性。假如將朱子所說的“耕”懂得為牛與地盤之間的一種自然的親近關系,體現為牛的“發土”行為。那么,文中“牛但能耕”就是一種自然的“發土”天性,譬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之守御一樣。這般一來,“絡馬首,穿牛鼻”就是完整符合牛之性、馬之性的行為,牛自然地能與地盤發生關系,“穿牛鼻”雖然是一種人類行為,可是對牛而言,這不過是讓其牛之性在人類社會中呈現出來罷了。是以,“絡馬首,穿牛鼻”對人而言具有後天的公道性,這種人類行為合適牛之性、馬之性,對牛、馬而言,是牛之性、馬之性的天然開展,是道的顯現,所以朱子說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⑩
二程、朱子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論述,帶有明顯的理學本體論顏色。他們嘗試從天理的角度為服牛乘馬供給後天公道性依據,推進了漢唐學者“授命”說與“圣人”說,但也遺留了不少問題,船山曾尖銳地批評其與現實邏輯背離:“夫人使馬乘而使牛耕,固人性之當然爾。若馬之性則豈以不乘而遂掉,牛之性豈以不耕而遂拂乎?”(11)總之,二程、朱子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探討展現了儒家人物之辨的一個基礎致思緒徑,后來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思慮都無法繞開他們。
二、湛若水“理感而義形”說
程朱之后,明代思惟家湛若水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進行了系統闡釋,構成了獨特的心學理路。湛若水的闡釋蘊含“隨處體認天理”“萬物一體”等思惟,彰顯了其學說的基礎特點。值得一提的是,王陽明并沒有對這一問題做出正面回應并予以系統解釋,本文暫不對其展開具體論述。在《辭免升蔭乞以原職致仕疏》一文中,陽明指出御馬者對實現馬的社會價值具有主要感化,這一思惟與韓愈《馬說》宗旨附近,其重點不是在強調轡銜對馬的約束,而是伯樂對人才的主要性。這種思惟將論述重心引向馬的社會價值,而非馬之天性問題,具有典範的儒家進世精力。
湛若水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闡釋,基于其獨特的學說體系。起首,湛若水認為“絡馬首,穿牛鼻”是義,即這種人類行為具有正當性:
葛澗問物各有理。甘泉子曰:“物理何存?存諸心耳。”問在物為理。曰:“曷不曰‘在心為理’?故在心為理,處物為義,其感通之體乎!體用一原,理無內外。”問:“絡馬之首,貫牛之鼻,非理與?果在外也。”曰:“其義也。以心應馬牛,而后理感而義形焉,果在外耶?抑在內也?”(12)
葛澗之意,大要是指“絡馬首,穿牛鼻”的根據是內在的而非內在的、自我的。對此,湛若水并不認同,他認為“絡馬首,穿牛鼻”是“理感而義形”的結果,“理感而義形”包括體用一原的結構,沒有內外之分。在湛若水看來,將“絡馬首,穿牛鼻”視為內在之理,其后果將導致理成為懸空之理,心成為滯礙之心,苦衷合一、體用一原的結構被破壞。苦衷合一、體用一原是湛若水學術思惟的焦點地點,貫穿了其整個學思生活:“然必合體用始終彼此以為言者,見師長教師之學之全體,自少至老,風行而不倚也。”(13)其目標就是為了防止支離問題,當理成為獨立的、懸空的內在之理,內在的心靈則無法與天理契合、與萬物感通,那么對理的追尋不成防止會變成“逐跡”,湛若水稱之為“忘本”(14)。在這種情況下,“以心應牛、馬”隱躲的心體功夫內容就會被疏忽過往,這顯然有悖于湛若水心學思惟。
其次,湛若水的論述重心并不在探討牛、馬的後天屬性上,而是強調人與牛、馬之間關系即物我關系,這種關系是“以心應馬牛,而后理感而義形焉”的結果。“理感而義形焉”之所以成為能夠,與心靈的承體升引密不成分:“心與事應,然后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六合萬物一體,宇宙內即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15)具體而言,“以心應馬牛”是以至公至正之心應牛、馬,至公至正之心即心的本然狀態。從物質層面而言,人之所以稟賦至公至正之心,在于人稟賦精靈中正之氣,這就為廣泛意義上人展現仁性,實現物我一體供給了能夠性。至公至正之心雖是人心之本然,但因為人“有不得其正”之時,困滯于己私,則吐露私欲私衷,此時天然不克不及展現出光輝的仁性。這就需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功夫,往失落習氣的襯著喚醒內在的仁性。在這種克欲往私的涵養中,人心中正之本體獲得呈現,才幹真正實現“以心應馬牛”,甚至是“與天高超”“與地廣年夜”的參贊位育。總之,與程朱理學比擬,湛若水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闡釋,重點不是在摸索後天公道性的基礎,而是強調人若何展現仁性,在品德意識的活動中樹立人與牛、馬的一體關系。
再次,湛若水所說的“以心應牛、馬”達到的是物各付物、我各付我的圓融無間關系。從現實角度而言,“絡馬首,穿牛鼻”可所以一種遵守物性、取用致節的公道性行為:“然人物初無二理,故又推其余緒以遍于物,因其材質之宜,乃至其取用之節。草木有陰陽斬伐之時,禽獸有山澤佃漁之令,昆蟲有啟閉生殺之法,皆因夫物性好惡休戚,至公至正者而為之。”(16)從主客角度而言,這是一種物來順應、物往不留的無滯無間狀態。人與牛、馬之間并沒有因“絡馬首,穿牛鼻”變成對立的雙方,而是在至公至正的心體感化下,表現為一種盡人物之性、圓融無滯的關系。從境界上看,這也是一種任理天然的境界,以至公至正之心應牛、馬,如“八卦、洪范之理在羲禹之心,觸馬龜而發焉耳”(17)。總之,在“至公至正之心”與牛、馬的感應下,人表現為一種品德的意識狀態,這種意識狀態就是天理就是義(18)。湛若水并沒有就“絡馬首,穿牛鼻”問題展開過多的論述,因此從具體操縱過程來看,在這一行為過程中,心靈隨感隨應的構成與運作方法并不了了。這或許與湛若水學說具有很強的“思辨”性有關,具體操縱起來確實較難,這也是為什么其門生會感歎“天理難見”。
最后,湛若水主張的物我無間并不料味貴賤不分。牛、馬因其稟氣有偏,所以為物,而人稟氣之中正,所以為人。人是六合之貴,故人能盡物之性、盡己之性,體物而不遺。在和楊生的一段對話中,湛若水明確指出人與動物貴賤有別:
楊生問:“燔牛祀天,天者,物之怙恃也。如以其子□□□怙恃也。可乎?”甘泉子沉默有間,曰:“而知仁而未□□□今夫以谷畜養者,而謂之以兄弟養也,可乎?人,六合之貴者也。天窪地下,尊卑位矣。萬物散殊,貴賤辨矣。人之為養也,以祀其祖考,祀於六合,報本之義也。”(19)
歸納綜合為:第一,牛賤而人貴;第二,牛賤人貴由後天規定,“萬物散殊,貴賤辨矣”;第三,人類燔牛祭奠上天的行為具有公道性、正當性,是“報本之義”,與“絡馬首,穿牛鼻”是“理感而義形”具有類似性;第四,在“燔牛祀天”行為過程中,人與牛關系并非對立,不克不及懂得為殺其子(牛)致祭于怙恃(天)。楊生的錯誤在于將天懂得為生養之天,并將萬物視為一即人與萬物無差別,而不知此中差等次序。 包養平台安全機制 結合以上觀點來看“絡馬首,穿牛鼻”問題,人與牛、馬之間關系雖為一體但并非無差別,“絡馬首,穿牛鼻”并沒有破壞一體之仁,只需人以至公至正之心遵守物性、取用致節,那么這一行為就是品德的、正義的。
與程朱理學比擬,湛若水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論述具有明顯的心學顏色。朱子認為“絡馬首,穿牛鼻”是“天理合當這般”,朱子的解釋以天理本體論為基礎,凸顯了天理的價值規范性意義,但這種規范性意義極易流于約束性、限制性,在這種情況下心物之間的感應貫通往往被疏忽,導致心與物析而為二,這不僅表現在認識論的心物關系,更表現在現實的人物關系之中。湛若水的“理感而義形”說防止了心與物或心與牛、馬析而為二,因為湛若水所說的天理,不是程朱理學所說的超出的、形而上的天理,而是心靈得此中正的狀態。這般一來,“絡馬首,穿牛鼻”就包括了心物合一結構。當這種心物合一結構獲得顯露,即是“義形”。要之,“理感而義形”一方面凸顯了心靈的感通感化,強調意識活動的品德性、至善性,防止“絡馬首,穿牛鼻”淪為無品德意識活動的人類行為;另一方面,賦予了“絡馬首,穿牛鼻”人類行為活動的現實公道性。湛若水的“理感而義形”說是對程朱理學“天理合當這般”說的批評與發展,是明代心學闡釋“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典範代表。
三、船山“用物之道”說
繼二程、朱子與湛若水之后,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做出系統闡釋的是學者王船山。船山對這一問題的闡釋,重要樹立在反思程朱理學基礎之上。他反對從後天公道性尋找“絡馬首,穿牛鼻”的依據,反對以人道的闡釋方法解釋牛、馬之性,主張人應該“推己盡物”“循物無違”“與天異化”,牛、馬與人的關系是一種通過實踐活動確立的物我關系。船山建構了氣學的闡釋形式,是當之無愧的集年夜成者。
船山反對從後天公道性維度闡釋“絡馬首,穿牛鼻”問題。朱子認為“絡馬首,穿牛鼻”是“天理自合這般”,牛之穿而耕、馬之絡而乘被視為牛、馬的後天屬性,上文已詳述。程朱理學為“絡馬首,穿牛鼻”奠基了絕對的形而上基礎,但這種解釋與人們的日常生涯認知似乎背離,正如船山所說:“若牛之耕,馬之乘,乃人所以用物之道。不成者牛、馬當得這般拖犁帶鞍!”(20)牛、馬難道生下來就得拖犁帶鞍?這顯然不合適現實邏輯。進而,船山指出“絡馬首,穿牛鼻”是人為的結果,而非牛、馬本性使然:“夫人使馬乘而使牛耕,固人性之當然爾。若馬之性則豈以不乘而遂掉,牛之性豈以不耕而遂拂乎?巴豆之為下劑者,為人言也,若鼠則食之而肥矣。倘舍人而言,則又安得謂巴豆之性果以克伐而不以滋補乎?”(21)船山認為,“絡馬首,穿牛鼻”的公道性不在于“因其性而為之”(程子語),難道馬不乘人、牛不耕地就會違背其性?巴豆對人而言具有下泄感化,對老鼠具有滋補感化,“絡馬首,穿牛鼻”對人而言才具有公道性,對牛、馬而言則未必。由此而言,牛之穿而耕、馬之絡而乘之是人為結果,其公道性本源在人而非牛、馬本身。作為價值實在論者,朱子將“絡馬首,穿牛鼻”追溯至天理,而船山則將其視為人的自我選擇,兩者的立論基礎有所分歧,這也從側面展現出兩者學說體系之分歧。
與此同時,船山指出程朱理學的後天公道性解釋之所以錯誤,在于將人物并舉,即程朱理學將人道的闡釋方法用以解釋牛、馬之性。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朱子提出“人物各循其性之天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22),其意為人物各有當行之路,人有人之性、人之道,物也有物之性、物之道。船山直截了當指出了這種觀點的迫害:紊亂人紀。假設人物各有當行之路,那么虎狼食人以養子亦是盡父子之道,具有絕對的公道性,這將形成價值的相對主義,進而導致人類社會綱紀紊亂。對此,船山提出“禽獸無性”觀點,他認為唯人有性,性的用法限制在人,而所謂的牛之性、馬之性,嚴格意義而言是指牛、馬之情才,即牛、馬具有的生物特征、社會價值及其功用:“夫人之于禽獸無所不異,而其異皆幾希也。禽獸有命而無性;或謂之為性者,其情才耳。即謂禽獸有性,而固無道;其所謂道者,人之應用耳。若以立人之道較而辨之,其幾甚微,其防固甚年夜矣。”(23)通過限制概念應用范圍,船山樹立了嚴格的人物之辨邊界,掃清了因概念應用不當而混雜人物界線的錯誤觀點。是以,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討論,應該集中在牛、馬的現實社會功用即情才,而非後天維度。唯有這般,才幹在現實的基礎上進一個步驟展開“成己成物”之說。
此外,朱子將“絡馬首,穿牛鼻”視為牛、馬之性,船山視為牛、馬之命。船山所說的牛、馬之命,是指牛、馬作為動物與人同受太和之氣以生,但或“靈而為人”、或“頑而為物”(24),且唯人能盡物之性、體萬物而不遺,而物不克不及盡人之性。這種人物關系下,牛、馬作為動物,與人之間的“應用厚生”關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牛之穿而耕,馬之絡而乘,蠶之繅而絲,木之伐而薪,君子之勞力以養正人,效逝世以報君國,豈其性然哉?其命然爾。”(25)這是天無心而化成的結果,不僅表現為人物之分殊,更表現在人之夭壽。是以,必須以公道的方法對待人物之分殊、夭壽之不齊,船山稱之為“順受其正”:“知其皆命諸天,則秩敘審而親疏、高低各得其理,節宣時而生養、肅殺各如其量。圣人所以體物不遺,與鬼神合其吉兇,能至人物之命也。”(26)這就意味著必須依照取用致節的原則對待牛、馬,如不服童牛、不馳童馬等行為,都是節宣有道、盡物之性的表現。
船山推重“循物無違”的人物關系。“循物無違”即“循物而無違其分”(27),在現實層面指遵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就“絡馬首,穿牛鼻”問題而言,是指對牛、馬的生物活動特徵的遵守,如牛耕馬乘是公道的,反之則分歧理。這種分歧理不是指違背牛、馬的後天屬性,而是人為不當:“倘人不使牛耕而乘之,不使馬乘而耕之,亦可是人掉當然。”(28)在船山看來,牛之穿而耕、馬之絡而乘并不具有程朱理學所說的後天必定性,而是一種“用物之道”,是人往循物之理、盡物之情、成物之才,是人性自決、與物暢通的表現。是以“循物無違”,既是“盡物”也是“盡己”,“盡己者即循物無違者也,循物無違者即盡己者也”(29),這意味著“絡馬首,穿牛鼻”不僅僅指向一種認知活動,更指向一種品德實踐,即在天然次序的建構中展現品德次序。
與此同時,船山之所以在“絡馬首,穿牛鼻”問題上推重“循物無違”,與其對物我關系的懂得不無關系。他認為人的現實生涯不克不及離開“物”,“物”遍在于人倫日用之中,“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30)。從認識角度而言,無論是牛、馬,還是父子兄弟抑或“往圣之嘉言懿行”(31)都可稱之為“物”。這“物”,與心靈本不相離,而在品德的創生涯動中,心與物相暢通、相成績,從而達到心物一體、與天異化之境景。是以,“絡馬首,穿牛鼻”作為一種“用物之道”,可以展現輔相六合、裁成萬物的品德次序。那么,心靈若何展現這種品德次序?在船山看來,這必須借助存養省檢的功夫才幹實現:“天命之人者為人之性,天命之物者為物之性。今即不成言物無性而非天所命,然盡物之性者,亦但盡吾性中皆備之物性,使私欲不以害之,私衷不以悖之,故存養省檢之功起焉。”(32)所謂“存養省檢”,指常存仁義之心而省檢私念私欲,“心常存,常存于正也,正者仁義罷了矣”(33),船山所說的“節宣時而生養、肅殺各如其量”其實就是仁義之心的顯露。存養仁義之心,呈現健順五常之性的全體年夜用,從而盡己之性盡物之性,成己成物:“己無不誠,則循物無違而與天異化,以人治人,以物治物,各順其授命之正,雖不克不及知者皆可使繇,萬物之命自我立矣。”(34)在這種光輝的品德性命實踐中,達到“循物無違”“與天異化”,實現人物關系的和諧一體。
要之,對船山而言,人與物——牛、馬的關系很年夜水平上不再是一種存有論意義上的命題,不是借助理體論或心本論得以後天的貫通,從而獲得一種倫理次序,而是通過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不受拘束權衡的品德實踐過程中貫通彼此。對牛、馬而言,它們所受之命使其不克不及超出本身而樹立起價值世界,而唯人可以,“因天之能,盡地之利,以人能合而成之”。(35)通過與物——牛、馬的交成互著中,人道得以充實而光年夜,這就是所謂的“繼善成性”;從牛、馬的角度而言,在與全國萬有(包含人)的貫通中,助成價值世界的開顯。這是一個動態過程,人在知行過程中,主動樹立起一種貫通本末的價值次序。此價值次序即天然次序即品德次序,二者不相離。對人而言,在這個建構價值的過程,就是顯發內在乾德,或許說是內在智識與仁德合一發揚的過程。這樣一來,“用物”與“正物”即是一體的。而在“正物”的過程中,其實就是“正已之心”,就是人道的自我完成,就是存神順化、竭天成能、以天然天的過程,如學者所說“據我之定體,更應幾正物以圓成一并育并流,與物共為一體之‘人之天’也”(36)。由此,“服牛乘馬”公道性問題得以被緊密關聯到人道的自我完美活動中來。
四、余論
牛和馬是兩種常見的動物,在中國文明中具有獨特地義。我們常借牛和馬來表達積極、正面的意義,如老黃牛、千里馬、一馬當先等等。牛和馬在中國文明平分別代表堅忍不拔和奔騰進取的精力,依靠著中華平易近族對美德的確定與尋求。牛耕馬乘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基礎生產生涯方法,極年夜進步了農業生產力和生產效力,加速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牛、馬為人類社會做出了宏大貢獻,與此同時牛耕馬乘的公道性問題也不曾被人們遺忘。在傳統儒家看來,牛耕馬乘的公道性需求解釋。
孔子在《周易·系辭》中指出“服牛乘馬”是圣人之教,這一說法奠基了傳統儒家的基礎觀點。此后,漢代學者董仲舒以“授命”說賦予了人類服牛乘馬的公道性,從形上高度夯實了孔子說法。漢代之后,唐代《周易正義》繼承了孔子說法,即服牛乘馬是圣人之教,對社會具有積極感化,具有絕對的正當性。漢唐儒者未對這一問題投進過多熱情,因此論述內容未幾、論述方法較為單一。直至二程、朱子的出現,“絡馬首,穿牛鼻”問題才獲得越來越多儒者關注,并被引進本體論論域之中。程朱、湛若水與王船山分別代表了理學、心學、氣學的致思緒徑,通過嚴密、系統、體系的思慮建構了各自學說。他們對這一問題的闡釋不盡雷同,但都重視通過品德感性賦予人與物——牛、馬關系的價值意義,蘊含著光輝的品德感性,展現出鮮明的人文精力,表現了人類對萬物的關切與對本身行為的反思。
程朱理學主張牛之穿而耕是“天理自合這般”, 新手包養網站推薦 將牛服務于人類社會的公道性建構在天理本體論之上。這種通過從形而上層面為物我關系賦予價值次序、為人類行為賦予符合法規性, 包養網推薦 本質上是一種品德感性的彰顯。不過,也應留意到程朱理學這種闡釋方法易形成現實中人物關系的隔閡,更會遭受現實邏輯的挑戰(如船山基于現實的強無力反駁)。“牛性耕”這一命題在很年夜水平上會減弱現實生涯中人類對待萬物的品德意識,同時也難以抵擋大批現實案例的反駁(詳見船山)。
湛若水心學通過呈現中正不偏的品德意識,當此之時即為知己即為天理,從而使人與牛、馬之間具有一種品德關系。在這種品德關系的建構中,人類“服牛乘馬”的公道性就以等價方法得以確立。牛、馬為何服務于人類社會是難以解釋的問題,可是通過轉化,在人若何品德地對待牛、馬的命題中,就已蘊含了“服牛乘馬”具有公道性這一事實。湛若水旨在彌補“逐物遺心”之弊,強調人物交代中堅持心靈的品德狀態,他以心學的闡釋方法賦予了這一行為的公道性。
船山通過反駁程朱理學的“天理自合這般”說,樹立了以氣論哲學為焦點的“用物之道”說。他認為,程朱理學“牛性耕”命題無法成立,牛之穿而耕、馬之絡而乘之是人為結果,其公道性本源在人本身而非牛、馬。通過據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不受拘束權衡的品德實踐過程中人與牛、馬貫通彼此。他強調個體在品德實踐中呈現善性成績萬物從而區別于禽獸,品德實踐是人道獲得與彰顯的最基礎地點,具有很是典範的人文感性顏色。
以上三家是儒家解決“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經典代表,其運思方法皆有分歧,各自呈現了學說的獨特魅力與價值。依照現代學術評價體系,船山“用物之道”說無疑最具有邏輯自洽性與現實效率,在中國思惟史中占據主要位置。其緣由大要有兩個方面:“用物之道”說較合適現實邏輯,且船山的論述資料豐富、內容完全、論證嚴密而成體系。但若拋開學術理論的解釋效率而論,筆者認為理學、心學和氣學的三種闡釋路徑,無疑都是中華平易近族性命倫明智慧的經典代表,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與性命倫理工程建設可供借鑒的寶貴歷史資源。在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當代社會,發掘儒學所蘊含的豐富的性命倫明智慧,對建設漂亮中國、建構人與天然和諧關系,具有積極的推動感化。
注釋:
①與儒家一樣,傳統道家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闡釋同樣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思惟演變過程。《莊子》基礎立場是主張“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齊物論》),反對“以人滅天”的人為,請求遵守牛、馬本然真性,即“牛、馬四足”“(馬)龁草飲水,翹足而陸”。這一主張與其本體論架構緊密相關。牛、馬與人皆源于“泰初”——世界之初渾然一體的原始形態,隨著“泰初”的分化,各具特徵的萬物得以天生。“泰初”是“一而未形”的世界根源,“德”是現實世界品物流形的根據,人與牛、馬皆因“德”而具有本身的獨特徵。 包養網安全 從“德”的角度而言,萬物各有本然之性,人應遵守萬物天性,所謂“以德為本”(《全國》),而不應該悖亂其性,“不遷其德”(《在宥》)。唯有這般,才幹各自達致本真的存在,“夫明于六合之德者,此之謂年夜本大批”(《天道》)。要之,《莊子》在“絡馬首,穿牛鼻”問題上的主張與宋明理學通過品德感性建構公道性的方法判然不同。
②孔穎達指出:“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周易正義》,中華書局,2009年,第19頁。
③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127頁。
④程顥、程頤:《二程集》, 包養網站安全 第29-30頁。
⑤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82-83頁。
⑥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第757頁。
⑦朱熹:《文集》卷四十五,《朱子全書》第22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2081頁。
⑧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65-66頁。
⑨許慎《說文解字》:“耕,也。”又云:“,耕也。”據段玉裁考證:“蓋其始人耕者謂之耕。牛耕者謂之。”“耕”字提醒了人類在地盤上進行有目標活動,所以具有強烈的人類活動意味。參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書店出書社,1992年,第184頁。
⑩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1492頁。
(11)王夫之:《讀四書年夜全說》,岳麓書社,2011年,第458-459頁。
(12)湛若水:《雍語》,《湛若水選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20年,第65頁。
(13)湛若水:《泉翁年夜全序》,《湛若水選集》第22冊,第401頁。
(14)湛若水:《二業合一訓》,《湛若水選集》第12冊,第153頁。
(15)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七《甘泉學案一》,中華書局,2008年,第884頁。
(16)湛若水:《天華書院講章》,《湛若水選集》第12冊,第311頁。
(17)湛若水:《雍語》,《湛若水選集》第12冊,第77頁。
(18)“絡馬首,穿牛鼻”問題其實可視為心物關系的現實版本,湛若水強調“以心應牛、馬”,還是在強調對品德意識的體認, 包養網站優缺點 正如陳來指出:“心與外物接觸而發生具體的意識活動反應,假如這個反應是中正不偏的,這樣的意識狀態就是‘天理’。”參見陳來:《宋明理學》,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第332頁。
(19)此段文字有闕文,然邏輯條理清楚,并不影響懂得其年夜意。嘗試為之補充:“如以其子□□□怙恃也”為“如以其子致祭于怙恃也”,“而知仁而未□□□”為“而知仁而未嘗知人”。湛若水:《湛若水選集》第12冊,《樵語》,第12-13頁。
(20)王夫之:《讀四書年夜全說》,第462頁。
(21)王夫之:《讀四書年夜全說》,第458-459頁。
(2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7頁。
(23)王夫之:《船山經義》,第678頁。
(24)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359頁。
(25)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125頁。 包養平台配對率
(26)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125頁。
(27)王夫之:《宋論》,第261頁。 包養網站驗證機制
(28)王夫之:《讀四書年夜全說》,第462頁。
(29)王夫之:《讀四書年夜全說》,第449頁。
(30)王夫之:《船山全書雜錄·乙》,第1095頁。
(31)王夫之:《尚書引義》,第241頁。
(32)王夫之:《讀四書年夜全說》,第457-458頁。
(33)王夫之:《禮記章句》,第1488頁。
(34)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125-126頁。
(35)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317頁。
(36)曾昭旭:《王船山哲學》,第434頁。